您的位置: 首页 >> 环保新闻

水资源危机的战略地位

发布时间:2018-11-23 16:24:37  来源:互联网   阅读:0

水资源危机的战略地位

我在2004年3月2日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人类的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大量物种的灭绝,而且危及农村的生存环境,威胁人类的生存基础。大城市的扩大应该受到地方资源的严格限制。失去农村支撑的城市将是一座死城,中国西部沙漠化过程就是证据:中国的沙漠随都城的东迁而东移,埃塞俄比亚首都随土地沙漠化和干旱而八次南迁,都表明人类活动加剧了土地沙漠化[1]。

水资源危机为大城市发展亮起了红灯

北京引拒工程的最初方案是把原有的引水渠道胜天渠的坝首加高,拦蓄更多的地表水;同时打一组40多眼机井的机井群,把拒马河的浅层地下水拦截后通过管道输往北京。“拒马河的地质条件不能储存深层地下水,一旦工程实施,从地上到地下,拒马河水将全部被截在北京一段,下游的河北境内将滴水没有。”一位河北水利部门的官员指出了引拒工程的利害。

据河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水资源处研究员郎洪钢统计,北京的引拒工程将对下游河北省境内的9个县市300多万人口造成巨大影响。郎洪钢认为,若北京引拒工程实施,下游地区75%以上年份将断流。下游已建好的众多水利工程将报废,100多万亩水浇地将变为旱地。同时,华北明珠白洋淀的生态环境也将恶化,并加剧下游地区的耕地沙化。

石亭镇人大主席夏雪松出示了一份上呈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吴邦国委员长的请示报告,报告署名“涞水县部分人大代表”,落款日期是2003年11月28日。在这份报告中,北京引拒工程被称为“非法截流工程”。报告称:“如果这项工程实施,将切断拒马河的表流及潜流,造成地下水主要补给断流,我县10个乡镇26.9万人面临水荒。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这片土地将无法生存。因此,强烈要求中央领导制止这项工程的施工,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者。”

维持大城市的物质消耗随着现代化的需求而成几何级数增长,城市用水短缺仅仅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交通拥挤、用地紧张、服务设施配套等等,迫使城市不断扩大。如不及时限制,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大城市保持现有的人口规模,随着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的改善,私人轿车的增加,淡水的需求量也会成倍增加。

水利部门的资料显示,拒马河流域目前是河北省严重缺水的地区之一,而河北省也已成为全中国最缺水的地区之一。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203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11立方米,是全国平均值的1/7,不及国际上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缺水标准的1/3,甚至比不上以干旱缺水著称的中东和北非地区。同属海河流域的北京和天津情况更糟,目前北京人均占有用水量不足300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

据2004年前的统计,20年来,北京人口由800万增至近1400万,国内生产总值从300多亿元增长到近3000亿元,地表水资源严重匮乏导致地下水严重超采。截至目前,全市地下水累计超采60亿立方米,可供开采的地下水已经十分有限。自1997年以来,河北省连续7年大旱,水资源持续减少。目前河北全省年用水量平均达230亿立方米,供水量只有170亿立方米,之间的缺口只能靠超采地下水来补充。有专家估计,如果没有外调水的情况下,河北2005年和2010年仍将缺水57.3亿立方米和61.8亿立方米。海委会一位官员坦承,由于水资源的紧张,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水事纠纷。

6年前的预言在西南旱灾中得到证实:水资源危机为大城市发展亮起了红灯!盲目满足大城市的过度需求可能导致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的恶化与危机。与其耗资巨大实施调水工程,不如地区、城乡均衡发展。以破坏农村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建设必须停止。农村生存环境破坏之日,就是城市自身生存条件消亡之时!淡水资源的短缺决定了中国城市水准的最高极限[1]。

强国要发展,资源现危机。淡水资源的短缺决定了中国城市水准的最高极限,这一观点在西南干旱面前显得尤为重要。水资源危机为大城市发展再度亮起了红灯!

2004年的警告:亚洲未来十年缺水危机将逐年恶化

2004年8月27日,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目前,科学家警告亚洲农民尽量节约使用宝贵的地下水资源,如今的亚洲已面临着严峻的缺水危机[2]。2010年南亚的干旱正在证实这一预测。

2004年8月25日,伦敦主办的《新科学家杂志》刊登一篇文章指出,全球地下水资源储量正逐年减少,尤其是亚洲地区情况更不容乐观。亚洲地下水资源已十分贫乏,以后人们可能再也看不到绿油油的田野,人们在未来将面对的是贫瘠的荒漠。该篇文章反复强调,在未来十年里,部分亚洲地区的缺水危机将十分严重。据悉,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和依据来自近期在瑞典召开的全球水资源讨论会。

亚洲国家缺水危机最为严重的就是印度,目前,一些印度农民早已放弃传统的浅水位水井,开始利用采油业使用的挖掘技术和设备用来汲取地面数百米以下的水资源,地表水资源已接近干枯。此外,农业作为印度的支柱性产业,生产稻米和甘蔗需要开采数百万口水井进行灌溉。尽管,一种花费600美元购买的高级抽水设备可以为印度农业带来较好的收成,农民也可以将丰收的粮食出口国外,但是,他们只顾及眼前的利益却忽视了下一代的生存环境。《新科学家》杂志称,印度下一代居民将面临着可怕的缺水危机。

印度一些严重缺水地区至今仍未具有缺水危机感,该地区的居民抽取地下水资源用于灌溉庄稼,尽管他们获得了农田丰收,但他们将会给下一代人只留下荒漠。印度Gujarat省国际地下水资源协会监控站主管图沙尔-沙罕称,该地区地下水开采十分混乱,许多农民没有计划性地使用抽水泵抽取地下水。《新科学家》杂志指出,类似的情况遍及印度其他地区,此外,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水资源贫乏,竟然也无限制地开采地下水,如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国家。目前,印度过半传统人工水井和浅水池塘已经干枯,部分干旱地区的抽水设备已开采至一千米以下的水资源[2]。

2004年的警告在2010年得到证实:在中国西南地区遭受特大旱情之际,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出现严重旱情。旱灾导致这些国家粮食、水果以及天然橡胶、棕榈油、甘蔗等经济作物减产,并影响到相关产业链。

菲律宾从去年11月以来没有下过一场雨,泰国76省里有52省成为旱灾区,东南亚六国6500万人口视为生命线的湄公河的水位,更降至20年来最低点。

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及越南的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由于2009年雨季提前结束,加上雨季降雨量锐减,泰国境内某些河段的水位已降至仅30厘米[3]。

重庆晚报:旱灾比重过半 大旱折磨全球1/3陆地

据重庆晚报报道,“60年不遇”甚至部分地区“百年不遇”的干旱正严重折磨着中国西南五省区市。一场干旱的受灾人口超过5000万,全世界已经有30年没有出现过了。

据气象学家统计,旱灾在全球所有气象灾害中的比重已经占了一半。据统计,自然灾害中约70%为气象灾害,而旱灾占到气象灾害的50%左右,成了全球分布范围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且成因复杂、预测难度大的一种自然灾害。翻开世界地图册,可以看到全球干旱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大部、澳大利亚大部、非洲大部、北美西部和南美西部,约占陆地总面积的35%,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不同程度地遭受干旱灾害的威胁。

上一次大范围旱灾发生在1972年。当前与中国西南地区同时深陷旱灾之苦的还有一些周边国家,远处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很不顺,雨水少,旱情重。《日本每日》评论说,干旱正成为“世界的普遍现象”。

20世纪30年代,刚从经济危机挣扎出来的美国经历了一场大旱,2/3的国土受到影响,沙尘暴席卷美国大平原。

上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出现在非洲撒哈拉地带,始于1968年,持续了近30年。1972年,一次全世界范围的干旱袭击了大量产粮国,致使当年全球粮食总产量减少2%。

人类真正与干旱进行“全球性”抗争,正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1972年召开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与环境大会,不久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并首次把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非洲的肯尼亚),其主要职能就包括抗旱问题。过了10年,大旱情再次肆虐全球,此后,局部地区的旱情此起彼伏。

去年8月,南亚印度遭遇大旱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印度政府无奈之下,决定加大粮食进口,但又担心国际投机客炒作,哄抬粮食价格,在对外公布进口采购时间表时十分慎重。印度和中国一样,是个农业大国,一旦出现旱灾就会影响到农业生产。就在5年前,印度已从“小麦出口国”变成了“小麦进口国”。

2006年夏天,英国遭遇了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情,英国环境署被迫颁布了为期6个月的法令,在旱情严重的英格兰东南地区禁止一切非必要用水。英国东南部的萨顿与东萨里水务公司,有权禁止洗车、为游泳池蓄水、用水浇灌花园及体育场地等耗水量非常大的活动。

中亚是传统上的缺水地区,也是旱情多发地。哈萨克斯坦每3年中就有2年面临干旱的危险。据联合国资料显示,在2008年的旱灾中,中亚和南亚有600多万人口受到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战略分析与预测研究所曾撰文说,世界上1/3的土地处于旱灾的边缘,其中中国的缺水情况最为严重。

我国干旱面积约占47%,主要发生在西北地区的干旱灾害是我国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中国历史上,干旱平均两年一次。而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较大的有1928~1929年、2000年、2009年等数次大旱,且旱情有向南方湿润地区发展的趋势[4]。

我国严重干旱发生的记录和规律

据资料显示,已列入“世界100灾难排行榜”的1199年初的埃及大饥荒、1898年的印度大饥荒和1873年的中国大饥荒都是因为干旱缺水造成的,千百万人死于非命。

全世界本世纪内发生的“十大灾害”中,洪灾榜上无名,地震有3次,台风和风暴潮各一次,而旱灾却高居首位,有5次,它们是:

1920年,中国北方大旱。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遭受了40多年未遇的大旱灾,灾民2000万,死亡50万人。

1928―1929年,中国陕西大旱。陕西全境共940万人受灾,死者达250万人,逃者40余万人,被卖妇女竟达30多万人。

1943年,中国广东大旱。许多地方年初至谷雨没有下雨,造成严重粮荒,仅台山县饥民就死亡15万人。有些灾情严重的村子,人口损失过半。

1943年,印度、孟加拉等地大旱。无水浇灌庄稼,粮食歉收,造成严重饥荒,死亡350万人。

1968―1973年,非洲大旱。涉及36个国家,受灾人口2500万人,逃荒者逾1000万人,累计死亡人数达200万以上。仅撒哈拉地区死亡人数就超过150万。

在以上5次世界性特大旱灾中,我国占有3次,均发生在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旱灾,并被纳入近50年来我国“十大灾害”之列。

第一次是1959―1961年,历史上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连续3年的大范围旱情,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人口非正常死亡急剧增加,仅1960年统计,全国总人口就减少1000万人。

第二次是1978―1983年,全国连续6年大旱。累计受旱面积近20亿亩,成灾面积9.32亿亩。持续时间长,损失惨重,北方是主要受灾区。

回顾生物进化和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干旱不仅导致恐龙灭绝,使生物界几度濒临毁灭,而且也曾使人类文明的发展遭受过许多挫折:

古希腊伟大文化的中心――位于雅典西南100公里,历经几世纪繁荣文明的迈锡尼(Mycenae)古,于耶稣诞生前1200年前后,因为旱灾及由旱灾引起的饥民暴动而变为废墟,迈锡尼文化也随之彻底毁灭。

唐天宝末年到乾元初,公元8世纪中期,连年大旱,以致瘟疫横行,出现过“人食人”,“死人七八成”的悲惨景象,全国人口由原来的5000多万降为1700万左右。

明崇祯年间,华北、西北从1627年到1640年发生了连续14年的大范围干旱,以致呈现出“赤地千里无禾稼,饿殍遍野人相食”的凄惨景象。这次特大旱灾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与此类似的另两次大旱灾发生于1720―1723年和1875-1878年间,灾民因饥饿而出现“人相食”的县数分别为48和38个,其中有4个县井泉枯竭或河沟断流。

光绪初年发生华北大旱灾。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

水资源危机的战略地位

,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5]。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旱灾年和年都处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的月亮赤纬角最小值时期(滞后8年左右),我们预计年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年的月亮最小值时期发生严重干旱的可能性较大[6]。2000年以来南方的干旱逐步加重,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西南干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被忽视的低温和干旱警报

据施普林格科学商业媒体站2007年7月9告,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气候气候变化可能是战争冲突的根源。章大卫和他的研究小组主要着眼于气候变化在过去1000年里对中国东部地区战争频率的影响。中国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养活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作者调查了公元1000年到1911年间发生的899次战争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均记录在《古代中国战争记事表》中。他们把对这些数据与同时期北半球气候的一系列温度数据进行了相互对照。他们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的战争频率,尤其是部分南方地区的战争频率与温度变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几乎所有战争的最高潮和王朝变更都发生在严寒时期。温度的波动对农业和园艺业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技术水平有限的社会里,比如前工业化时期的中国,温度的降低会极大地影响农作物和畜牧业的产量。据章大卫和他的研究小组称,在这样的生态压力下,战争将成为重新分配资源的最终手段。作者们总结称:“正是长期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产量变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战争与和平的循环转换”。他们建议研究人员在思考人类历史上战争的成因时应把气候变化这一因素考虑进去[7]。

国外华人学者许靖华根据历史上的全球气候变化周期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全球小气候最适期人类社会繁荣发展而全球小冰期导致农业减产,饥荒和民族大迁移。他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有1200年的周期循环,与人类历史兴衰一一对应。古气候研究表明,近4000年以来于4个全球气候变冷时期,即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800年、公元400年及公元1600年左右的几个世纪――这种准周期性与太阳活动周期性变化有关。全球温度变化影响了地区降水形式:在气候变冷期,欧洲北部变得更潮湿,而中低纬度地区变得更干旱。这两种变化形式都不利于农业生产。历史记载表明,历史上民族大迁移是由于庄稼歉收和大面积饥荒,而不是逃离战争,公元2和3世纪的日耳曼部落的大迁移就是一个例子[8]。

香港大学学者章大卫及其同事称,未来的战争冲突可能将归咎于气候变化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生态资源短缺。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现代的战争原因是石油,未来战争的原因是淡水。许靖华的历史研究、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罗勇的“气候安全论”,表明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最新理解[]。

许靖华特别强调:全球温度变化影响了地区降水形式:在气候变冷期,欧洲北部变得更潮湿,而中低纬度地区变得更干旱。这两种变化形式都不利于农业生产[8]。这可能是美国国防部的气候报告预测2010年中国由“南涝北旱”转变为“南旱北涝”的理论根据。

最近,环球时报的一篇时评指出,GBN的报告是一些科学家通过对格陵兰岛冰芯样本的分析,对历史上气候变化的情景进行了细致回顾而写成的,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一家美国商业机构7年前就注意到了中国的气候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经济及环境后果,这的确是个“惊人”消息。更值得我们深思的可能是,7年前,中国一些气象专家就看了这份报告,国内媒体也做了报道,甚至部分气象官员也收到了报告。对比之下,对气候变化中长期的研究分析是我们的薄弱环节,而这就不仅仅是气象部门一家的了。中国需要准确的气象预报,更需要中长期的气候战略。最重要的是美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未来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他们不惜花费重金,研究气候变化及其有可能引发的问题,甚至对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气候变化做出预测,这样的战略远虑值得我们深思[13]。

水资源富裕西南地区出现大旱,原因究竟是什么?国家防总秘书长刘宁说:它和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以及北方低温是有关系的。按照气象专家的解释,西南五省的旱情是大气环流异常所导致的。因为今年冬天印度洋的海上温度升高,而陆地上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气温下降,陆地上比较冷,海洋上比较暖,不利于海风的形成,也就不利于海上的暖湿空气被输送到大陆上来,从而导致了西南地区干旱少雨的局面[14]。

我国北方地区气温下降导致南方干旱,这一观点认证了国外华人学者许靖华12年前的预测。许靖华的文章1998年发表在中国一级科学期刊《中国科学》(D辑),这样重要的战略报告为什么被忽视?

当媒体和政治家们向即将来临的全球变暖灾难开战的同时,科学界本身对此问题还没有达到一致。许靖华根据历史上的全球气候变化周期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全球小气候最适期(公元前2900―2200年,1800―1250年,700―60年,公元600―1280年,1820年―)人类社会繁荣发展而全球小冰期(公元前3400―2900年,2200―1800年 ,1275―700年,60―公元600年,1280―1820年)导致农业减产,饥荒和民族大迁移。许靖华尖锐地指出,也许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用计算机拉模拟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而是进行水利和农业研究以确保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粮食供应[8]。这是科学家向人类发出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警告,2007年世界粮食危机验证了这一警告,西南干旱又验证了这一警告。

2010年初,罕见的低温暴雪袭击了北半球,全球直线变暖的理论遭到质疑。中国的全球变暖支持者在气温变化问题上强调人为的温室效应,在干旱问题上强调自然的致灾效应,陷入无法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在重大灾害预测方面无所作为,屡屡出错。他们认为,人为变暖打乱了自然规律,长期气候预测没有科学根据。因此,他们忽视1998年许靖华的预测也就顺理成章了。

究竟谁发现了规律,自然规律能不能人为改变,不在主观的夸张,而在客观的实践。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气象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给与客观的评价,1998年许靖华的预测必须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气象战略关乎国家的发展和安全[10],水资源危机的战略地位值得关注!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标签: